大明王朝建立之初，政治上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如何保证明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明太祖朱元璋自己亲身经历了元末农民战争，亲眼目睹了元朝统治者的覆亡。总结自己在战争中的实际经验和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朱元璋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便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进而政弛姑息，吏治腐败。元朝前车之鉴，当引以为戒。因此，明初朱元璋最突出的治国指导思想便是加强君权，以猛治国，整饬吏治。他对以往历朝历代的官场痼疾——贪污腐败问题非常重视，注重加强制度建设，以严刑峻法重绳贪官污吏。

　　完善律法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就令左丞相李善长﹑御史中丞刘基等为议律官，“定律以绳顽”。洪武七年（1373），明政府编成颁行《大明律》。《大明律》将明代法律中归纳的监守赃、常人赃、窃盗罪、枉法赃、不枉法赃、坐赃等六种贪赃罪，绘制成图标于律文之首，以示重惩贪腐行为，并有大量的惩治贪官污吏的具体法律条文。如规定“凡官吏受财，计赃科断”，吏受财“枉法赃一百二十贯绞”，官受财“枉法赃八十贯绞”。倘若官吏不枉法赃，则一律赃满一百二十贯，杖一百，流三千里。自此，明政府对各种犯罪案件的处理有了本朝自己的权威依据。

　　由于朱元璋严禁嗣君“变乱成法”，因此，此次颁行《大明律》后，终明之世未再修订。但现实的需要，又不得不增加新的内容，以补律之所未备。故永乐以后，历代多有诏令或条例发布制定，称《问刑条例》，辅律而行。如弘治十三年（1500）制定《问刑条例》二百七十九条，嘉靖二十九年（1550）重修，增内三百七十六条；万历十三年（1585）又重修，增内三百八十二条。此后律、例并行，这些增加的条例中，亦有不少反贪条款。

　　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明政府在三年之内又连续颁布《大诰》四编，共236条，成为整顿吏治的最新敕令。《大诰》明确申明：“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贪赃，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大诰》中涉及官员治罪条例有128项，记载了超过150条的相关案例。《大诰》还详细规定了处罚贪官的各种酷刑，如“族诛”、“墨面文身挑去筋骨”、“剁指”等，有许多是《大明律》中所未载的。其对贪污罪的处理规定，要比《大明律》严酷得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剥皮实草”这一酷刑，听来让人不寒而栗。

　　此外，《大诰》还规定了一系列防范官吏贪污的措施。如严明官吏职守，防范其伺机贪污；对官吏犯贪赃罪者，要层层追查，负责审理的法司部门如果不按旨追究罪犯的责任，将一并治罪；对收受贿赂判处受害人冤屈的，一经查处，治其死罪；对胆敢私自放掉囚犯的，官吏将被处以极刑，没收其家产，将家眷流放外地。这些措施对防止官吏贪腐起到了一定的警戒和威慑作用。

　　一般认为，《大诰》并不是法律条文和量刑标准，而是一种法外之法。其最明显缺陷即是定罪量刑无区别、无原则，它将“刑杀”作为统治者立威的重要方式，在量刑时，更加侧重的是皇帝的个人臆断，不分轻重、首从，罪者同罚，且多用重刑，广泛株连。《大诰》的颁行实际上把“法外用刑”、“法外滥刑”合法化，这对后来明代的贪腐惩治也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造成不少冤假错案。

　　英宗正统四年（1439），明政府正式颁布了《宪纲条例》，对监督官的地位、职权、选用、监督对象及行使权力的方式和监察纪律作了详细的规定，成为明代有深远影响的监察法规，并为弘治时《大明会典》的颁行打下了基础。“重典吏下”、“明刑弼教”的法律制度成为明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表现，明代完善律法层面对贪腐行为的惩治措施，形成不可随意更改的纲纪国法，表明了其惩治贪腐的决心。

　　健全官员考核制度

　　对官员的监督考察是澄清吏治、维持政府机制有效运行、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对此，明政府在规范官员考核制度方面也有不少建树。洪武年间，明政府多次颁行完善对官吏的考课制度，主要分考满和考察两种。考满是对每个官吏分别进行专门考核，将考核结果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个等级，以此作为官吏升降的依据。三年一考，九年通考，定其黜陟。考察是对全体官吏一起进行的统一考核，“其目有八：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其处分有充军、为民、降调、致仕等。考察又分为京察和大计两种。京察是对京官的考核，大计是对地方官吏的考察。

　　洪武二十六年，明政府颁行经朱元璋敕定的《诸司职掌》，内中详细规定了各司官员的岗位职守，凡官员任期一满，就按照《职掌》进行核考。考核定为“称职”、“平常”、“不称职”、“贪污”、“才能低微”五种。规定“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降，贪污者付法司罪之，才能低微者为民”。并明令指出“敢有坐视不理，有违责任者，罪以重刑”。

　　明代官吏考课制度在永乐至弘治年间进一步发展，考课方法日臻成熟。弘治十七年，明孝宗下令，“两京（即南京和北京）吏部各会同都察院并各衙门堂上官从公考察，今后每六年一次，著为令。”至此，京察制度明确下来，南京京察由南京吏部和南京都察院主持，北京京察由吏部、都察院负责，二者互不统属，并肩而行。

　　京察主要是对两京官员的定期考核。四品以上京职官员具疏自陈，由皇帝亲定任免；五品以下京官，由吏部会同都察院考察，吏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会同吏部考功司郎中主持考察之事。从制度规定层面看，京察在制度设计上具有全面性、严密性和合理性，它的实行是明代官吏考课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其缺憾也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考察周期过长、考察结果不公、诬告屡禁不止、堂官包庇下属等方面。嘉靖、隆庆以后，门户朋党之争日渐激烈，许多监察官员也都卷入了朝政争斗，充当党同伐异的工具，考察作弊屡禁不止，严重削弱了京察制度的预期效果，也直接影响到明代反贪腐的政治效应。

　　明代官吏考课制度成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御史巡视考课，它主要是朝廷派遣在京大臣或监察御史出巡，考课地方官。至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考成法”的实施，又将官吏考课制度向前推进了一步。“考成法”按照综核名实，信赏必罚原则，强调公诠选，专责成，行久任，严考察，有效地抑制了官吏的怠政贪腐行为。万历前十年张居正改革（亦称“万历新政”）时期，亦被视为自洪武以降，明朝吏治最清明、行政效率最高的时期。只可惜随着万历新政的“人亡政息”，“考成法”也随之废弃。

　　晚明时期，考课及监督机构日益瘫痪，考课严重失实且流于形式，京察制也逐渐成为党派斗争打压异己的工具。“名为核察官吏，实为党争托辞”。一时间，大臣之间左右弹劾，朝廷上下，相互掣肘。贪污纳贿之风也在科道官员中不断滋长，监察官吏“以除奸扶正为名，卖官纳贿为实”。到了后来，随着党同伐异风气的日盛，官场贪腐更是呈积重难返之势。

　　建立监控体制

　　明代的监控体制，有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主要由中央和地方专司监控职能的部门构成，包括都察院、十三道、六科和按察司等。

　　明初，朱元璋仿效元制设立了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专职弹劾百官。其下设监察御史，官品虽不高，权力却很大。这是朱元璋以小制大，对付百官臣僚的重要手段。

　　都察院是明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总揽全国监察事务，六科是中央的谏议机关，十三道是全国性的横跨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的区域性监察组织，按察司则是地方监察部门。它们在组织关系上互不统属，各自独立地直接向皇帝负责。这些监察与谏议机构的组织网络覆盖了全国，形成了严密的监控体系。

　　在职责分工方面，都察院、十三道和按察司以监察为主，兼责谏议；六科以谏议为主，兼负监察。它们将监察与谏议的职责相互包容和交叉而又相互制约，相辅相成，避免了职责分工过细而导致相互推诿的弊端。

　　具体地说，都察院，其职责是“专纠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下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饬。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黜陟。大狱重囚，无鞠于外朝，皆刑部考察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附循外地，各专行敕行其事。”

　　六科给事中的职责是“常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六部是全国最高的行政管理部门，六科给事中的威权与御史相近，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业务进行对口监察。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互不隶属，职责明确，可以互相弹劾。

　　各道按察司的职责也是“弹劾百僚,所以伸正气也”。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使合称“科道之官”。此外，明政府还根据不同的需要,随时派人去各地视察。有所谓行人，他们“受命而出，或捧制书，或寻常差使，或催督六部、都察院公事”，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由上可以看出，在这一监察体制中，监察御史职级虽然不高，但权力很大。有弹劾权，可以公开劾举，也可以密封上奏；有官员考核权，有充任言官的职责，有会同刑部、大理寺共同会审重囚大案的职责；有刷卷、巡视京营、监考、巡视仓场、内库、皇城、学校、漕运、屯田等各部门的职责，监察范围非常广泛。

　　正因如此，明朝对上述监察官员人选的要求也很严格。御史当用“清谨介企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企则敢言”。且按规定，一般是“在各衙门办事进士及历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县三年考满到部者”才有资格入选。至于给事中的考核也很严格，七品小官，其升降都要由皇帝来定夺。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皇权以防止权臣跋扈，另一方面则为了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以便于对内外百官行使皇帝的权力。

　　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敕“懿文太子巡抚陕西”，始创巡抚之制。宣宗时期派遣巡抚“巡行天下，安抚军民”，已成定制。这些巡视地方的监察官员若兼领其他专项事务，则称总督、提督等，这是明代督抚制的由来。到明中期前后，因某种需要，这些特殊的官名已发展为固定官职，如宪宗五年（1469）始设两广总督。此后，总督巡抚监察专项事务的制度得以完善。主要由按察司督抚及监察御史出巡地方（巡按御史），形成纵横交错、组织严密的地方监察体系。

　　这样，从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各道与地方按察司，到地方督抚制度，形成了层级清晰的监控体制。在这一监控体制下，监察御史和言官位卑权重，禄薄赏厚，强化了中央对百官的监察权力，对于整肃吏治具重要作用。有明一代，从洪武，至永乐、仁宣时期，明政府通过颁布法律、建立监察制度、选拔和考核官吏等措施，构建出了一套严格完善的反贪机制，为明朝肃贪倡廉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张海英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