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在中国家训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颜氏家训》第一次全面、系统、完整地论述了仕宦家训的目的意义、主要内容、原则方法，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后世影响至深。清人王钺在其《读书丛残》中就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

　　颜之推其人

　　颜之推（531-约591），字介，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颜之推九世祖颜含随晋元帝渡江，寓居建康（今江苏南京），父亲颜协为南梁湘东王萧绎属官。颜氏“世以儒雅为业”，历来有良好的家风与家学传统。颜之推幼时即受家风熏陶，“昔在龆龀，便蒙诲诱，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而父母也“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

　　颜之推9岁时父母亡故，由兄长颜之仪教养，19岁时为萧绎属官，22岁时梁元帝萧绎即位，他奉命在秘阁校书，两年中尽读秘阁藏书。24岁时北魏兵陷江陵（今湖北荆州），元帝遇害，之推被俘，他不愿为北魏效力，26岁时乘黄河水涨南逃，但此时梁为陈所灭，他便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主文林馆事，主编《修文殿御览》，然而“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颜之推47岁时，北齐亡于北周，后来北周大将杨坚建立了隋朝，颜之推又被召为学士。

　　颜之推历任四姓，“三为亡国之人”。他从自己坎坷的经历、士族统治集团的腐败、乱世里官学衰落、贵族子弟的悲剧结局中，看到了家训的重要性，因而大致从北齐武平三年（572）起至去世的近二十年时间里，陆续写成了《颜氏家训》一书。此书共七卷二十篇，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学、为人、处世、任官之道教育子孙。

　　颜之推认为家训有着其他教育所不可代替的特殊功能，他认为“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父祖与子孙息息相通的血缘基础，祸福荣辱与共的利益关系，朝夕相处的亲情关系，使家教的信度高于其他任何教育形式。

　　成国之用材

　　颜之推重视家训的目的，是为了使子孙们成为“国之用材”。《务涉》篇说：“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他认为有益于国家的人才，大体上有六类：“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这种人精通国政，对政事能提出处理方案；“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这种人能起草各种法规文件，能吸取前代治国经验以用于当下；“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谋，强干习事”，这种人决策果断，深谋远虑，精通兵战；“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这种人能体察民情，廉洁自守，爱民无私；“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这种人能随机应变，不辜负国君的委托；“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略有术”，这种人能按期完成工程，节约工程经费。人各有长处与短处，不可能都具备这些才干，颜之推认为只要大体上了解这几种才干的要领，而精通其中一种才干，就可以无愧一生了。

　　颜之推这一家训目标，固然反映了他名门士族的立场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价值观，但其经世致用、希望子孙成为“国之用材”的务实精神是值得肯定的。颜家在战乱中一度“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其子颜思鲁要求停学经史，外出做工挣钱养家。颜之推不同意，训导他说：“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教。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缊褐，我自欲之。”你若能继承家业，读书做官，我即使以野菜为食，以粗麻为衣，也心甘情愿。

　　他批评当时的贵族子弟只求享受，不涉世务，许多读书人只知空谈，并不实干：“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他们根本不了解军国大事和民间疾苦，难以担当治国重任。他还批评有些人“但知跨马被甲，长矟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便云我能为相”；“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狱”，这种无知与狂妄，是不自量力、十分可笑的。他告诫子孙，不懂世务，养尊处优，对国对己都只能无益有害。

　　读书以致用

　　经历了乱世沉浮的颜之推，以自己的经验教诫子孙：“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尔。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颜之推劝导子孙读书虽在幼年时效果好，但年纪大了也不要自暴自弃。《勉学》篇指出：“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可见，只要发愤努力，老而弥笃，仍然可以大器晚成；“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未见者也。”

　　读书可以“开心明目”“修身利行”，未知养亲者读书，能效法古人“怡声下气，不惮劬劳”，孝敬父母；未知事君者读书，能效法古人“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素骄奢者读书，能效法古人“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素鄙吝者读书，能效法古人“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素暴悍者读书，能效法古人“小心黜己，齿弊舌存”，“尊贤容众”；素怯懦者读书，能效法古人“强毅正直，立言必信”，“勃然奋厉”。

　　总之，读书学习可以使人“为己，以补不足也”，“为人，行道以利世也”。然而，“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棁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最终为他人所耻笑。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要求子孙放下架子，向劳动者学习，掌握各种实际知识：“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钓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家训泽后人

　　颜氏家族“世以儒雅为业”。颜之推的子孙大多能恪守家训，传承家风。

　　颜之推生有三子：长子颜思鲁在隋为东宫学士，入唐任李世民秦王府记室参军，为其父编订文集、作序。次子颜愍楚在隋内史省任官，后贬居南阳，清贫自守，著有《征俗音略》二卷。三子颜游秦隋时典校秘阁，唐高祖时历任廉州刺史、郓州刺史。邑里有歌赞道：“廉州颜有道，性行同庄老。爱人如赤子，不杀非时草。”他著有《汉书决疑》十二卷，卒于任所。

　　颜之推长孙颜籀（581-645），字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精诂训，善属文”。唐太宗时官至中书侍郎，奉命考订“五经”文字，撰有《汉书注》《匡谬正俗》等。

　　颜之推五世孙颜杲卿（692-756），性刚直忠义，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摄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时，安禄山反叛，杲卿恐他直攻潼关，危及关中，与被贬为平原太守的从弟颜真卿（709-785）约同起兵。次年，杲卿被执，他坚强不屈，严责安禄山：“汝本营州一牧羊羯奴耳”，“天子负汝何事而汝反耶”，结果被安禄山残忍杀害，杲卿幼子颜诞等亦都被杀。颜真卿也是忠烈之士，他是开元年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御史大夫等官职。他事亲甚孝，刚直不阿，多次被贬，清正廉洁，任高官还举家食粥。颜真卿善书法，正楷端庄雄势，行书遒劲郁勃，世称“颜体”。颜真卿在玄宗时遭杨国忠排斥，出为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虽身处逆境，仍忠于国事，在平息安史之乱中建有功勋；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他临危不惧，前往宣谕，为其“缢杀”。

　　颜之推子孙保持了祖先重视家训的传统，并有所丰富发展。如颜真卿写有劝学诗教导子孙刻苦读书：“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黑发不如勤学早，白发方悔读书迟。”在赴贬所时他又手书《守政帖》训诫他们：“政可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道苟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耻。绪汝等当须谓吾之志不可不守也。”意思是，我去年因直言不讳得罪了权臣，现在虽然被贬到远方，却并不以此为耻辱。你们应当理解我的志趣，为官不可不忠于自己的职守。他以不向邪恶势力屈服的坚贞品质、以身殉国的高尚节操，既践履了“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的祖训，又为儿孙们为官任职树立了榜样。

　　颜之推的六世孙颜诩，从小在“儒雅”的家庭氛围熏陶下，也“谨礼法，多循先业”，但他不采取先祖偏于重罚严责的主张，子弟有失礼教，他不加斥责，只是启发他们认识错误，“使之自愧”，在保持他们人格尊严的情况下自觉改正。据《南唐书》记载，颜诩“一家百口，男女异序，少长敦睦，子侄二十余人皆服儒业”，这在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是很少见的。

　　颜之推家训思想最可贵之处，是希望子孙为官时保持自己的人格尊严，不要为了高官厚禄而不择手段地走门子，到处钻营。北齐末年，许多人以财货交结外戚打关节，觅嫔妃走门路，当上了郡守、县令，“荣兼九族，取贵一时”。但他们“既以利得，必以利殆”，常常是“纵得免死，莫不破家”。因此，他着重告诫子孙“君子当守道崇德”。

　　虽然《颜氏家训》也存在重男轻女、重官轻民等糟粕，但这些并不影响颜氏家学之美、家教之善、家风之清，也不妨碍它是一部传统家训理论的奠基著作。宋代袁采的《袁氏世范》，朱熹的《童蒙须知》，清代陈宏谋的《养正遗规》等家训名著都受《颜氏家训》的影响。《颜氏家训》集仕宦家训的大成，它与集帝王家训之大成的《帝范》一起标志着我国古代家训的成熟。颜之推以其自成的一家之言、新创的家训文体、持久的儒雅家风，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家训文献资料整理与优秀家风研究”（14ZDB007）系列成果（徐少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