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厦之门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作者:何况       2017-03-13 14:58:00      字体大小:[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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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旧称嘉禾屿,唐宋时期还是一个人烟稀少的荒凉海岛。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始设防筑城,命名“厦门城”,取意“华厦之门”(厦通夏)。厦门自此载入史籍文献。这里四面环海,背倚漳州、泉州,面对大小金门,隔着一条深深的海峡与台湾、澎湖相望。清朝末年,有人用“厦门”二字拟了副对联:“厦庇五洲客,门收万顷波。”诗人李惺则以《厦门》为题写了首诗:“分控东南接大荒,八闽门户此雄疆。山身戴石千头黑,海面粘天一气黄。”联与诗形象地概括了厦门的形胜。美国人威尔逊·毕在1912年版《厦门方志》中指出:“厦门是一个经历无数残酷斗争的剧场,是通往所有人觊觎的辽阔领土的大门……”由此可见战略地位之重要。

  同安孔庙与苏公祠

  西风东渐,厦门不免杂糅了西洋文化、南洋文化,但底色却始终是醇酽工夫茶浸泡出来的闽南文化,温文尔雅,遵纪守法。追溯厦门的文脉,当礼敬千年古城同安的老孔庙。

  走进4米多高的孔庙大门,胸襟顿时开阔起来。据同安博物馆的同志介绍,古同安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置县,首任邑令陈洪济于登龙坊始建孔庙,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迁建于现址,南宋著名理学家和教育家朱熹任同安主簿时增建经史阁、教思堂、苏公祠和志道斋,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建大成殿。这里是古同安祭祀孔子、敬拜先儒、传承儒学、兴贤育才的重要场所,现存古建筑有大成殿、戟门、两庑、月台、泮池、苏公祠、林公祠、兴贤育才坊等,是千年同安文化的标志,也是厦门文化的根系。

  朱熹倡建的苏公祠位于孔庙南侧,是纪念同安历史上伟大的科技丞相苏颂的祠堂。苏颂(1020-1101年)出生于同安芦山堂,23岁进士及第,历任观察推官、知县、馆阁校勘、大理寺丞、太常博士、正议大夫、吏部侍郎、光禄大夫、吏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六月擢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掌领尚书省、中书省政务。隋唐时,皇帝为了控制相权,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三个部分,宋朝沿袭如旧。因此,苏颂所任之职,即实际上的丞相。他历官五朝,从政50多年,始终坚持不树党、不入派系、处事以公、不营私利、洁身自好的政治原则,忠于职守,恪守法度,不奸不贪,两袖清风,堪称楷模。政务之余,他还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主持修建了历史上第一座观察天体运行、演示天象变化并自动报时的水运仪象台,“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斐先行了七个半世纪”,成为名副其实的现代“钟表之父”。他主撰的药物学著作《本草图经》,至今仍在造福人类。英国著名学者、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苏颂是中国古代和中世纪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之一,他是一位突出的重视科学规律的学者。”

  南宋绍兴二十三年至二十七年(1153—1157年),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南剑州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的朱熹首仕苏颂故乡同安县,任主簿兼主学事。这5年是朱熹日后成为儒学大师的起始阶段,朱子学的理论框架初步建立。

  据史料记载,朱熹在同安任职期间,凡是与同安财政和教育有关的事,或督办财赋,或寻访乡贤,无不亲力亲为。他在寻访中发现,苏颂离世不过半个多世纪,故乡却已不知其人,“虽其族家子不能言”,于是连续撰写多篇文章,称赞苏颂“道学渊深,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出入五朝,高风响乎士林,盛烈铭于勋府”,“始终大节,可考而知,则未有若公之盛者也”,“以是心每慕其为人”。朱熹看重的是苏颂平生俭朴、公正清廉。经朱熹大力弘扬,苏颂的学识风范渐为故乡人所知,遂成修建苏公祠之议,激励后人向学向善。

  朱熹当年所建苏公祠现在修葺一新,祠内供奉的苏颂半身像两旁镌着一副对联:“存小心与宋千古,识大义惟公一人。”这是朱熹的手笔。孔庙内还有一方从别处移来的“同民安”石碑,也是朱熹的墨迹。如今,与苏颂相关的遗迹在同安至少有四处:一是他出生的芦山堂,一是苏公祠内一方“洗墨池”石碑,一是同安锄山上苏颂入闽始祖苏益与夫人张氏墓各一座,一是同安岳口岭头崎接官亭前一方立于清光绪六年(1886年)的“宋熙宁三舍人丞相正简苏公故里”石碑。同安人自豪地称其为“故里碑”,修建了苏颂纪念馆、苏颂公园,还按同等比例复制了水运仪象台,藉此缅怀这位伟大的乡贤,弘扬其难能的道德操守。

  郑成功与鼓浪屿

  鼓浪屿是厦门最亮丽的名片。从轮渡码头乘船上鼓浪屿,目光总被矗立在小岛东南端覆鼎岩上的郑成功雕像所吸引。这尊1985年落成的巨型花岗岩雕像,由23层625块“泉州白”花岗岩雕凿嵌接而成,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历史人物石雕像。雕像面朝大海,身披盔甲,左手按剑,形象挺拔刚劲,气势雄伟。公元1647年,即清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郑成功在覆鼎岩下舍舟登岸,首次踏上鼓浪屿。他带来了一支9000多人的水师。如今,覆鼎岩海滨已辟为纪念郑成功的皓月园,当游人面对一组栩栩如生的郑成功率师出征的青铜群雕时,恍若置身当年战马嘶鸣、刀光剑影的战场。

  历史已经证明,郑成功选择这座荒岛作为桥头堡,确有战略眼光。这一决断不仅成就了他的伟业,也成就了鼓浪屿乃至厦门日后的声名。迄今鼓浪屿还流传着一首童谣:“小海贝,真灵光;助郑王,养士兵。国姓后,征台湾;立大功,美名扬。”童谣中唱的小海贝,别名“国姓兵”,现在退潮时还能在覆鼎岩脚下的礁石缝隙中找到。

  鼓浪屿四周是海,易守难攻。而水师是郑军的骨干力量,正好练兵。他在日光岩等要地屯营扎寨,设水操台训练水师。从日出到日落,郑成功站在水操台上,以令旗为号,指挥船队反复演练海战阵形。但仅靠现有的军队,要独撑东南危局,力量显得单薄。于是,1650年仲秋,郑成功谋得良策,计夺厦门岛,一举兼并郑彩、郑联的军队,终于形成了比较稳固的金门、厦门抗清复台根据地。

  据史料记载,郑成功率师驻守鼓浪屿前后五年,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深得百姓拥戴。鼓浪屿水贵如油,郑成功为了解决军民吃水难的问题,下令就地掘井,现在鼓浪屿福建路上的一口“剑泉”,传说就是郑成功当年用宝剑劈出来的。

  作为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历史功绩并非他率领闽南子弟兵硬生生让大明王朝的气数延长了近40年的抗清功业,而是驱逐荷夷、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壮举。

  顺治三十八年(1661年)三月一日,郑成功亲率将士祭海誓师,东征台湾。战事进行得相当艰巨,拥有大炮、枪械、舰艇等近代武器装备的荷兰守军与郑成功率领的将士激战对垒长达9个月后,才在重重围困之下举旗出城投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郑成功面对山河故土重回祖国怀抱,不禁意气飞扬,挥毫作诗一首:“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不幸的是,收复台湾仅4个多月,年仅39岁的郑成功便一病不起,离开了人世。直到1699年,在离世38年后,英雄的遗骨才被迁回福建老家安葬。康熙皇帝亲自为郑成功题写挽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凌风矗立的鼓浪屿日光岩,远看极像一顶中世纪武士的头盔,也有人说它更像民族英雄郑成功的铠甲。水操台、石寨门故址至今有迹可寻,建在山腰间的郑成功纪念馆则向游人展示了一幅郑成功率师击败荷兰殖民者的海战风云长卷。郑成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光辉形象,一直受到后人尊崇敬仰。蔡元培《日光岩题壁》歌曰:“叱咤天风镇海涛,指挥若定阵云高。虫沙猿鹤有时尽,正气觥觥不可淘。”铿锵雄壮的诗篇,道尽了对英雄的崇拜与赞美之情。

  陈嘉庚与集美学村

  从厦门岛乘车,一路向东,行至高集海堤,集美学村映入眼帘:一排排红墙绿瓦的高大建筑,鳞次栉比,错落于海天之间,间或亭榭碑塔,掩映于绿树浓荫之中。这里就是被毛泽东赞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的故乡,那些“穿西装、戴斗笠”的特色建筑被美称为“嘉庚风格建筑”。

  集美因位于浔江之尾,故名“浔尾”。明朝末年,本地进士陈文瑞将其雅化为“集美”。这里原是一个小渔村,现在则以陈嘉庚故乡闻名海内外。走进集美陈嘉庚纪念馆、陈嘉庚故居和陈嘉庚安息地鳌园,他非凡的一生渐次呈现:

  1874年10月21日,陈嘉庚诞生于集美世泽堂。该堂至今犹存,位于集美尚南路48号,是一栋典型的闽南民居,房屋低矮,前后两进,中有天井、走廊。他在这里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如果细读陈嘉庚亲撰的《南侨回忆录》,就会发现陈嘉庚一生爱国爱乡,与慈母的教诲密不可分。日后他从南洋回集美定居,并选择长眠于斯,都注入了对母亲的挚爱。1890年夏,17岁的陈嘉庚奉父命出洋学商,继而在新加坡经营实业30余年,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和著名的大企业家。“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他倾资兴学,回报社会,恩泽乡里,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和新加坡一批著名的华文学校,建立起一个由118所学校构成的包括基础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高等教育和华文教育在内的完整教育体系,所费资财几乎等于他的全部家产。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感叹:“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陈嘉庚一心回报乡梓,自己却过着非常俭朴的生活。走进陈嘉庚故居,里面摆放着他当年用过的写字桌、靠背椅、圆木凳、旧式木床、书橱,还有日常生活用的储水陶罐、脸盆、搪瓷痰盂、棉背心、蚊帐、鞋帽、手杖、剃须刀等,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简陋朴素。参观者看到二楼西侧玻璃橱窗里展示的那把布伞,总会怦然心动:伞布破了,补一补再用;年长月久,补丁越来越多,密密麻麻,实在不能再补了,就将原来的布块拆除,重新蒙上一块新的白布;只要伞架完好,便舍不得丢弃。谁能想象,这是曾拥有亿万资财,身居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侨联主席等要职的陈嘉庚过的生活!

  厦门文史界早有共识:历史上有两个人物给予厦门最重大的影响,一个是郑成功,另一个就是陈嘉庚。

  郑成功留在厦门的遗迹及纪念物随处可见,穿行于厦门的大街小巷,或走进厦门植物园、鸿山公园,不经意间的一处古迹、一块石刻、一个地名,如郑成功读书处、计杀郑联处、延平郡王祠、国姓井、演武场、嘉兴寨基、思明路(郑成功曾将厦门易名为思明洲)等,都会勾起人们对英雄的怀念。这是一股静静流淌的潜流,赋予厦门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特质。而陈嘉庚留给厦门的则是现实的创造与未来的期许:他提议修建的鹰厦铁路、高集海堤至今仍是厦门与外界联系的主要交通要道;他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村源源不断地吸纳着来自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又源源不断地将他们输送至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成为未来建设的栋梁之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厦门人感谢嘉庚人格与嘉庚精神的滋养,总是以有如此优秀的先贤为傲,以至于厦门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有限的空间里都复制了陈嘉庚故居的造景。(何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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